资料来源：笔者根据案例地区的政策文件整理得到

1、优化目标考核政策，引导农业经营方式创新。为消除目标考核政策“越位”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崇州市自 2010 年开始优化目标考核政策，将“强制性”“一刀切”的压力型考核转变为“差异化”“分类别”的激励型考核，引导各地区积极探索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崇州市采取的土地股份合作社经营方式就是政府与广大农户共同创新试验的结果。在开展承包地确权颁证工作的基础上，政府引导农户自愿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在黄龙镇柳坝村组建了崇州市第一家土地股份合作社，合作社经营土地 101 亩，并聘用职业经理人开展生产试验，第一年便取得了亩均分红 608 元的成效。此后，为进一步引导农业经营方式创新，鼓励土地股份合作社发展，崇州市优化了目标考核政策：一方面，根据农业规划布局和各乡镇发展实际，实施差异化目标考核，不再将农地流转面积纳入强制性考核任务，引导各乡镇自发组建土地股份合作社；另一方面，将合作社规范发展、农业职业经理人素质提升、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等工作纳入目标考核范围，重点考核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的“工作过程”与“服务质量”，引导农业经营方式转型。在访谈中，崇州市农业产业化功能区管委会某工作人员说道：

“上级政府调整了工作考核方式，不再将土地集中流转与规模经营作为硬性指标，更加强调农业规模经营质量……号召各村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先把这个平台建立起来……至于是否加入，由老百姓自己说了算……。”（案例编号：G20201108-02）

目标考核政策的优化激发了乡镇政府和村集体的服务功能，引导了崇州市农业经营方式创新。在新的目标考核政策影响下，乡镇政府和村集体变“主导干预”为“引导服务”，积极探索并推广了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经营方式。土地股份合作社通过“外部交易内部化”降低了农业规模经营的交易费用，解决了“种怎样的地”的问题，也满足了广大农户对农地的保障性需求，维护了农户权益。截至2014 年，崇州市土地股份合作社数量已经达到 361 家，入社面积占全市耕地面积的 44%。相较于工商资本下乡租地模式，土地股份合作社采用“理事会+职业经理人+监事会”的组织架构，保障了农户的决策权与监督权，确保农地流转后不出现私建房屋、兴修鱼塘、种植苗木等情况。此外，创新性地将农业职业经理人引入合作社，并采取“按比例分红”“保底+二次分红”“基本工资+超奖短赔”等市场化分配机制，激发了职业经理人经营潜能，提升了农业经营绩效。崇州市农业已经逐步摆脱了过去“种地不赚钱”的困境，农业经营已成为农民增收的来源。扣除补贴，崇州市农业职业经理人所管理农地的亩均收益为 150 元，入社农户亩均增收约 525 元。由此看出，在农业经营方式转型过程中，目标考核政策将考核重点放在“工作过程”与“服务质量”上，激励乡镇政府和村集体更好地发挥管理与服务功能，避免了可能出现的纠纷与矛盾，降低了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交易费用。

2、改进财政补贴政策，提高农业经营绩效。面对财政补贴政策“错位”所引发的问题，崇州市自2010 年开始改进财政补贴政策，通过以下方式，将原来以农地经营规模为导向的补贴调整为以农业经营绩效为导向的补贴，大力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一是统筹设立财政专项资金来强化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建设。利用财政专项资金，对符合条件人员进行理论与实务培训，授予不同等级农业职业经理人证书，并定期对职业经理人进行业务考核。同时，在社保、创业、金融等方面给予农业职业经理人补贴，职业经理人级别越高，享受到的补贴力度越大。二是实施“以奖代补”“以补改投”机制来提升补贴政策的精准性与公平性。政府利用“以奖代补”方式，引导土地股份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等经营主体参与崇州市优质粮油高产示范区建设，并采取事后验收奖励的方式，将政府奖励资金与经营者种植规模、产量水平相挂钩，提升补贴政策的精准性。政府利用“以补改投”方式，将财政资金形成的资产股权量化到项目区农户或合作社成员，提升补贴政策的公平性。崇州市将财政补贴与农业经营绩效挂钩，实现了农业职业经理人“能力越强、绩效越高、获补贴越多”和土地股份合作社“项目完成越好、绩效越高、获奖励越多”的政策效果。在谈到政府的相关支持政策时，崇州市农业职业经理人协会某负责人说：

“正因为有这些优惠政策的吸引，这些年有越来越多的种田能手、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农民工加入职业经理人队伍……这弥补了原先我们这农业人才不足的问题……按经营绩效进行奖励，也激发了他们的生产动力。”（案例编号：L20190827-01）

财政补贴政策的改进，培育和激励了农业经营主体，提高了崇州市农业经营绩效。崇州市农业职业经理人队伍不断壮大，不仅解决了“谁来种地”的问题，还带动了农业生产方式革新。崇州市已培育农业职业经理人 2358 人，职业经理人年人均收入超过 10 万元，吸引了大量年轻劳动力返乡从事农业生产经营，形成了一支“有知识、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农业经营队伍，同时也促进了良种优选、测土配方施肥、绿色防控等新技术的推广与应用。此外，“以奖代补”“以补改投”的财政等补贴方式，激发了农业经营主体的生产热情，提高了农业经营绩效。近些年崇州市农业的土地生产率和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已分别从 2009 年的亩均 0.17 万元和人均 0.83 万元，增加到 2019 年的亩均 0.67 万元和人均 4.54 万元。由此看出，在农业经营方式转型过程中，实施有效的财政补贴政策，将补贴依据与农业经营绩效挂钩，不仅能够激发农业经营主体的内生动力，也能够减少补贴政策实施“错位”带来的市场不确定性，进而降低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交易费用。

3、强化外部服务政策，赋能农业产业经营。为扭转农业社会化服务“缺位”带来的不利影响，崇州市自 2010 年开始改进外部服务政策，通过以下方式，逐步建立了农业全流程、综合化服务体系。一是完善农地流转中介服务。政府不仅完善了农地流转管理服务平台，还强化了对工商资本下乡的监管，建立了包括资格审查、过程监管、风险管理、纠纷调处等在内的风险防范机制。二是大力引导农业生产性服务发展。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支持农机合作社、植保合作社、育秧中心等服务组织发展。政府根据农业生产布局与服务半径，建立直达田间的农业社会化服务超市，引导各类服务主体提供农技咨询、专业育秧、农机服务、绿色植保等“一站式”服务。政府吸引四川农业大学、四川省农科院等单位在本地设立农业技术平台，对农业职业经理人和广大农民开展一对一“保姆式”技术服务。三是稳步拓展农业产业化服务。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品牌服务、加工服务、物流服务提供，促进规模经营主体延伸农业产业链、拓展农业新功能，逐步建立“产加销服一条龙、农工贸旅一体化”的现代农业经营格局。在被问及现在种地是否方便时，崇州市某合作社职业经理人说道：

“我们职业经理人很少需要下地干活，只要几个电话，购买农资、找人打药，这些就可以解决……我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合作社的经营管理上……这几年我们还在搞土地经营权再入股，与企业合作进行产业化经营，由他们负责我们产品的包装和营销。”（案例编号：M20190823-03）

崇州市外部服务政策的优化，健全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赋能了农业产业经营。农业综合化服务体系的完善不仅解决了“谁来服务”的问题，还有效引导了农业要素融合、赋能了农业产业经营。崇州市农地流转市场呈现出规范有序的发展态势，农地流转比例已从2010年的41%增加到了2019年的74%，农地流转合同签订率也常年保持在90%以上。崇州市农业产业化服务体系也在不断完善，有效拓展了农业产业链。截至2019年，崇州市已发展稻田综合种养1.25万亩，建成粮食烘储中心26个、稻米加工和电商企业多家，推出了“稻虾藕遇·天府好米”“五星大米”等优质品牌，初步形成了包括粮油规模种植、种养循环、粮油加工、电商营销、休闲农业、乡村旅游在内的产业经营格局。由此看出，在农业经营方式转型过程中，政府应不断优化外部服务政策，这不仅能够提升农业要素资源配置效率，还可以赋能农业产业经营，降低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交易费用。

五、崇州市农业经营面临的新挑战

在加快农业现代化、促进共同富裕的当下，崇州市农业经营面临一些新挑战。第一，土地股份合作社带农富农能力偏弱，农民增收乏力。土地股份合作社成员获得的分红收入普遍偏低，部分合作社甚至只有保底租金。究其原因，崇州市土地股份合作社以粮油种植为主，受近些年粮价走低影响，土地股份合作社增收空间较小。对此，崇州市以土地经营权入股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为突破，引导合作社参与农业产业化经营，以此保障合作社获得更多农业全产业链增值收益。据崇州市农业部门统计：截至 2018 年，全市已有 40 家土地股份合作社进行了经营权再入股，其亩均收入比合作社单独经营高 200 元，比农户自我经营高 300 元。第二，农业职业经理人经营自主性较低，制约了其经营才能的发挥。农业职业经理人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倾向选择收益高、风险高的经营项目。但是，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理事会和监事会却需要对全体成员负责，会常常否决职业经理人的经营计划，导致部分农业职业经理人转而经营家庭农场。虽然家庭农场也是崇州市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具体形式之一，但退出合作社农业职业经理人人数过多将影响“农业共营制”的有效运行。对此，崇州市加大了农业职业经理人培育力度，通过储备更多职业经理人来保障土地股份合作社的稳定，并引导农业职业经理人向合作社缴纳更多保证金，以换取更大的经营自主权。第三，农业生产性服务水平还有待提升，影响了农业高质量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超市无法完全整合农业服务资源。农业社会化服务的各服务环节连接不紧密，而且同一服务环节内还存在相互压价、恶性竞争的情况，严重制约了农业生产。对此，崇州市建设了农业社会化服务基地，吸引了先正达、安道麦、中化集团等知名企业入驻，尝试以专业化、数字化手段整合农业服务资源，为农业生产提供全生命周期、全产业链解决方案。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启示

在农业经营方式转型过程中，地方政府应如何实施有效的公共政策？本文从交易费用视角，考察了农业经营方式转型过程中的公共政策支持问题，并基于四川省崇州市的农业经营方式转型实践进行案例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农业经营方式转型存在较高的交易费用。一是由于产业分工深化和农业比较效益降低，农民的生产行为越发消极、怠慢，农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增加；二是受地理位置专用性、物质资源专用性的影响，农业专用性投资滞后；三是在农地“细碎化”、产权“分散化”的传统农业经营模式下，农业要素市场的信息不对称问题突出，要素资源配置效率较低。

第二，农业经营方式转型面临较高交易费用，需要公共政策支持，但由于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以及机会主义，公共政策支持也会出现偏差。其中，财政补贴政策能够通过降低农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弱化农业投资的资产专用性，降低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交易费用。但是，补贴政策“错位”将破坏市场竞争规则，导致交易费用增加。目标考核政策通过激励乡镇政府和村集体发挥组织与协调作用，促进农业要素优化配置和专用性投资，降低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交易费用。但是，目标考核政策 “越位”将增加农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费用增加。中介服务政策能够通过改善农业要素市场的信息不对称，提高要素资源配置效率，降低农业经营方式转型的交易费用。但是，中介服务政策 “缺位”将诱发农业规模经营风险，增加农业经营的不确定性，导致交易费用增加。

公共政策的有效支持是引导农业经营方式转型、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崇州市的经验表明，不断完善公共政策支持方式，优化市场资源配置条件，将会促进农业经营方式转型。因此，本文得到以下两点政策启示：

一是重视地方政府在农业现代化中的作用，坚持“有为政府”与“有效市场”相结合。政府要基于本地区要素禀赋特征和“市场失灵”问题，选择有效的公共政策支持方式，为区域内农业要素的优化组合与高效配置创造有利条件。政府不仅要为各参与主体营造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而且要为各参与主体建立起有效的激励机制，充分发挥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微观要素配置层面的决定性作用，激发要素市场活力。

二是不断完善公共政策支持方式，做到积极有为而又不过度干预。首先，要改变原有的以经营规模为依据的农业支持政策，将其调整为以经营绩效为导向的支持政策；其次，要强化农业外部服务，既要支持农村产权交易平台发展，促进区域内交易信息的互联互通，也要加强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建设，为农业经营提供有力支撑；最后，要优化目标考核政策，加强对乡镇政府和村集体“工作过程” 与“服务质量”的考核，激励其更好地为本地区农业经营方式转型提供公共服务。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观察》2022年第5期（摘选）

 

　　

来源：南京卓远研究中心

　　

 

　　

随着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逐步深入，混合所有制改革也作为重点体现在许多地区的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方案中，处于转型压力中的城投企业也将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自身转型的重要抓手。《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也提出要“积极稳妥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混改已进入全新的阶段，既要“混”更要“改”，只有“形神兼备”的混改，才能应对内外部环境的冲击，实现企业的市场化转型。本文将结合城投调研情况，重点对城投企业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成效进行案例分享。

　　

 

　　

一、混改现状与趋势特点

　　

2020年5月市场期待已久的《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正式启动，可量化和可考核的《方案》是进一步落实国企改革“1+N”政策体系和顶层设计，推动国有企业改革进一步走深走实的重要工具。此次《方案》的重点主要是中国特此现代企业制度建设、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抓好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形成以管资本为主的监管体制、抓好“双百行动”等工程。其中，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国企改革的突破口，将进一步深入推进。9月27日召开的三年行动动员部署电视电话会议中将推进混改列在了第一位，指出要积极稳妥的深化混合所有制改革，健全市场化机制，并明确提出要通过推动国有企业的上市及围绕上市进行的各类改革增加国有绝对控股、相对控股或国有资本参与的上市企业数量。

　　

 

　　

从国企三年行动方案的内容来看，国企混改已经从“混”的维度迈入到“改”的维度，下潜到改革的深水区，“改”的方式将会决定整个改革的质量和改革成效。由“混”到“改”是一个由表及里，从“混股权”到“改机制”的过程，前四批改革试点企业基本完成了资本层面的混合，实现了公有资本与社会资本的优势协同，提升了资源配置效率，确保国有资本增值保值。在“十四五”期间，国资国企将进一步利用“混”作为工具促进“改”的实施，解决国资股权与社会资本水土不服问题，进一步厘清授权清单，确保市场化机制改革靴子落地。新时代国企混改将会围绕“改”什么、如何“改”展开，在市场化机制改革改的过程中强调差异化管理，结合企业功能的定位，区别层次梯度推进混改层次。一是要按照“一企一策”的政策导向，充分考虑到国企所处行业、发展阶段、制度建设等情况制定个性化改革方案；二是要进行动态管理，结合中期取的成效和凸显的短板进行适当的调整，将“改”落实到国企每一个发展阶段。

　　

 

　　

 

　　

 

　　

二、混改之城投十大案例

　　

（一）贵州建工，引入绿地，实施集团层面整体重组

　　

贵州建工集团成立于1952，2010年12月改制更名为贵州建工集团有限公司。贵州建工拥有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及建筑行业甲级设计资质以及市政公用工程和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资质，电力、矿山工程施工总承包二级资质等17项。企业注册资金16.8亿元，主体评级AAA，是中国建筑业承包60强企，已经形西亚、非洲、东南亚、美洲等境外市场齐头并进，西南、华南、华东、华北、西北几大区域市场完备的经营格局。

　　

 

　　

2015年绿地以战略投资者身份与贵州建工集团实施战略重组，带来12.1亿元的增资扩股，改组后绿地获得了70%的股权成为控股股东，根据协议，绿地后续将向集团管理层及核心员工转让部分股权，最终形成绿地集团、贵州省国资委、管理层及核心员工、持股各51%、30%、19%的国有资本、社会资本、管理层的多元混合所有的金三角制，并将所有二级、三级子公司纳入管理体系，子公司之间既管理又竞争的经营格局，形成三会四权现代管理体系。引入战略投资者解决了贵州建工面临的资金困难等问题，同时作为混改试点平台，整体改组后成为了贵州省建筑行业新的投资、管理平台，将围绕绿色建筑、绿色智能、智慧城市等领域深化战略谋划探索新道路。

　　

 

　　

（二）上海城投，外资龙头入驻，提高环境板块专业运作能力

　　

 

　　

上海城投集团于2014年改制为有限责任公司，由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持有，是上海市重要的城市基础设施运营主体和重大项目投资建设主体，聚焦路桥、水务、环境、置业四大业务板块，始终秉承“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愿景，打造“卓越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是城市数字化转型、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骨干力量，截止2020年12月底，集团总资产6820.84亿元，资产负债率55.28%，集团现有员工16207人。

　　

 

　　

2009年，上海城投下属子公司上海环境集团拥有上海70%的生活垃圾处置市场，并且在全国多地开展固废处理业务，为了提高企业固废处理技术能力，转换经营机制和管理机制，巩固竞争优势，城投控股引进固废巨头美国废弃物管理公司旗下的WHEELABRATOR CHINA HOLDINGS，LIMITED，共同成立子公司中外合资上海环境投集团，股权转让后，上海城投持有期60%股权，经营决策时仍起决定性作用，LIMITED持有其40%股权。WMI公司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位列世界财富500强，主营固体废物处理，在工艺设计、制造和运营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和先进的技术。通过引进战略投资者，环境集团可以学习国际先进的技术和运营经验，挖掘发展潜力，实现强强联手，提高企业在项目开发上的资源调配能力。

　　

 

　　

（三）青岛城投，金控携手恒顺众昇，共推“一带一路”建设

　　

 

　　

青岛城投集团成立于2008年，是青岛市最大国有投资平台。2020年资产总额超过3520亿元，总收入超过404亿元，实现利润超过26亿元，主体信用评级国内AAA、国际A- ，全国城投类企业排名稳居前十。青岛城投下属产业集团城投金控承担着构建集团投融资体系，为青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融资保障,目前正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改革，推进重点子公司上市，打造资本市场运作平台，提升资产证券化水平，探索丰富金融牌照，不断夯实综合金融服务水平。

　　

 

　　

按照《中共青岛市委关于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意见》，青岛市广泛试行各类混合所有制改革路径，为了确保放大国有资本功能，城投金控决定通过市值管理手段，于2015至2016年多次举牌年恒顺众昇不断通过公开市场购入股权并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最终于2017年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成为恒顺众昇的实际控股人，占公司总股本的28.95%。恒顺众昇作为创业板一带一路战略的践行者，一直致力于全球工业园区的建设，城投金控的参股为业务发展带来了大量的现金流，同时也加快了城投金控的混改进程，成为青岛“一带一路”推进的龙头企，以实践探索了民企先行、国企跟进的混改融合发展模式。

　　

 

　　

（四）南京交投，增量混改，引入大型房企参与地产业务发展

　　

 

　　

南京市交通集团组建于2002年，是由南京市政府出资设立的市属大型国有独资集团公司，主要职能是承担南京市域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的投资、融资、建设和运营管理任务，为区域社会公众提供公共交通产品和服务保障。截至2019年底，集团总资产达889.57亿元，净资产达441.76亿元，主体信用评级3A。成立以来，累计完成融资1830.89亿元、投资1012.28亿元。

　　

 

　　

2018年9月朗诗绿色摘牌南京交投旗下的王家湾项目公司60%的股权，签订《产权交易合同》，王家湾项目公司也通过此次混合所有制改革以挂牌方式成功引入大型房地产战略合作方共同运作。南京交投通过此次引战，抓住政府低效用地再开发政策，获得股权的同时回收部分现金流，与朗诗共同打造绿色总部园区，提升该区段紫金山城市景观带的形象和品味，积极响应南京“四新”行动，为建设新南京提供新动能、新支撑。

　　

 

　　

（五）苏州城投，引入行业龙头，布局装配式建筑

　　

 

　　

苏州城市建设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是经苏州市委、市政府批准成立的资产、资本经营类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成立于2001年，实施“产城融合、科创立基、文化固本、生态乐居”四大发展战略，截止2020年底，公司资产总额1022亿元业务领域涵盖机场、港口、高速公路等城市基础设施，和燃气天然气、置业开发、城建资产管理以及金融、保险、区域开发等行业，主体信用评级AAA。

　　

 

　　

2017年，苏州市大力推进装配式建筑行业发展，苏州城投作为市内资平台的龙头，顺势谋划进军配式建筑领域，拓展集团业务副线，进一步做大做强生态建设产业板块。2018年，苏州城投与苏州嘉盛集团有限公司合作的江苏省内最大PC公司注册成立并运行，苏州嘉盛持股65%，苏州城投持股35%，公司年产15万方，以信息化管理全面革新建筑生产方式，提供以混凝土预制构件生产和研发为主，建筑产业链服务于一体的绿色建筑整体解决方案，加强装配式建筑多场景应用，提升建筑品质和效致力于推动长三角地区的全面革新和可持续发展。

　　

 

　　

（六）天津城投，置地板块增资扩股引入战投，扩大企业影响力

　　

 

　　

天津城投集团于2004年直接批准成立，是国有独资大型企业，聚合形成“城市交通、环境水务、区域开发、金融投资”四大主营业务，通过培育上市公司，发行企业债券、吸引战略投资者等途径，募集城建资金，运用政府授予的特许经营权经营城建资产，综合实力位于天津市大型国有非金融企业之首。截至2020年9月末，集团合并资产总量8574亿元，净资产2850亿元，营业收入103.29亿元，净利润7.44亿元。

　　

 

　　

2018年12月18日华润置地宣布对天津城投置地增资79.34亿元持股49%，天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股51%，标志天津置地混改革落地。混改后，天津城投置地利用集团所属的大量优质土地储备及各项资源与华润置地进行资金和资源的置换，偿还负债优化资产结构，加大项目投资力度。而华润在此次混改中也扩大了在津业务圈，启动一大批优质项目，探索长租、养老产业、产业园区等创新业务，房地产板块发展加速，实现了国、民双赢。

　　

 

　　

（七）杭州城投，热电率先完成混改，实现三步走战略

　　

 

　　

杭州城投成立于2003年6月，是由杭州市政府全资控股的国有全资公司。集团成立以来，在水务、公交、能源、环境、置业、城建、类金融等七大业务板块深耕细作，砥砺奋进，将业务范围拓展到了城建领域全产业链。截至2020年底，集团总资产达1608亿元，营收旗下单位20家，正式员工3.7万余人，以大体量、稳增长位居市属国企前茅。

　　

 

　　

杭州城投能源板块子公司杭州热电集团牢牢依靠浙江省“凤凰行动”计划契机，通过“混改、股改、上市”三阶段，引进民营企业战略投资者、员工持股完成改制，顺利分步实施企业上市的战略部署。首先，根据杭州产权交易所披露，2018年杭州城投能源板块子公司热电集团通过增资扩股引入战略投资者浙江华视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参与混改，华视持有5%股份，同时实施员工持股方案，引入三家员工持股合伙企业共持有4%的股份，实现混改。然后，2018年热电集团有限整体变更为股份制有限公司，实现股改。最后，2020年10月29日，杭州热电集团在主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成为城投集团首家主板上市通过发审会的企业，实现上市目标。

　　

 

　　

（八）云南文投，牵手华侨城，实现漂亮转身

　　

 

　　

云南文投成立于2009年，成立后一直坚持国有文化企业文化导向，强化文化创作生产与服务，充分发掘整合云南文化资源，实现文化产业化、产品市场化，但是由于经营问题导致资金匮乏，投资能力不足，收缩规模后由于整顿子公司和项目等原因再见项目减少，陷入恶性循环，亟需开拓新的发展道路。

　　

 

　　

2017年，在省委政府多个部门的支持下，华侨城集团战略重组云南文投集团，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协议规定华侨城集团持股51%，云南省人民政府持股49%，华侨城自此开始漂亮转身。重组后云南文投快速适应“文化+旅游+城镇化”、“旅游+互联网+金融”战略创新发展模式，实施管理体制现代化优化，运用GGS薪酬体系，人才干部市场化选聘，竞聘上岗，人力资源软硬实力大幅提升，实现业务和体制双创新。重组一年，云南文投集团以利润总额增长480%，两年后收入达到64亿，利润总额相较重组前增长5.6倍，云南文投实践证明,“央地混改”是激发国有经济活力、促进地方经济新旧动能转换的有效改革举措。

　　

 

　　

（九）重庆渝康，地方AMC引入华润金控，发挥央地协同优势

　　

 

　　

渝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成立于2016年7月，是经重庆市人民政府批准成立并授权，报财政部备案、中国银保监会核准的重庆市首家地方金融AMC，2020年混改后更名华润渝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现公司注册资本金50亿元，从事不良资产的收购处置、受托经营、重组整合及相关的金融和中介服务，现有4家股东华润金控、重庆渝富控股集团、重庆市地产集团、重庆城投集团，均为央地两级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试点企业或出资企业。其中，华润金控于2020年9月完成渝康公司54%的股权收购，成为公司控股股东。

　　

 

　　

2019年重庆市将重庆渝康列为市属国有重点企业引战改革试点，期望引进战略投资者，发挥协同作用，放大国有资本效益，做强做优做大重庆渝康，将其发展成为全国一流地方金融AMC。2020年重庆渝康通过54%的股权转让开启混改，此次混改引入战略投资者央企华润金控，转让金额35亿元，分别出自四家老股东，包括：重庆渝富持有的18%股权，以及其他三大股东分别持有的12%股权，“引战”完成后，重庆渝富的持股比例将降至7%，其余三家老股东持股比例均降至13%，混改完成后将进一步发挥央地协同、区域协作优势、聚焦川渝、大湾区市场深耕细作。

　　

 

　　

（十）陕煤新能源，民企参股、员工持股共建新能源行业标杆企业

　　

 

　　

陕西煤业新型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陕煤集团控股二级企业，于2014年11月注册成立，2016年，新型能源公司成为陕西省首批10家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单位之一，次年实施民企参股、员工持股方案，成为陕西省率先完成混改的国企，是陕西省第一家实现国企改革阶段性目标的国有企业，并于2019年整体完成股份制改制。

　　

 

　　

2017年4月，新型能源公司与陕西亿杰清洁能源有限公司签订增资扩股暨混合所有制改革协议，亿杰注入7000万元资金，对新型能源公司进行增资扩股，同年7月，设立三家员工持股平台西安盛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西安盛能股权投资合伙企业、西安盛源股权投资合伙企业。员工持股完成后，公司注册资本为4.1亿元，陕煤集团、亿杰、员工持股平台分别出资3亿、7000万、4000万，占比为75%、17.07%、9.76%，完成了股份制改革及资本市场运作的第一步，成为推进传统能源与新能源耦合，打造中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标杆企业和清洁能源技术方案与智慧园区建设方案提供商的先头部队之一。

　　

 

　　

 

　　

《金基研》木头/作者 杨起超 时风/编审

　　

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大众健康意识的不断提高、社会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及医疗器械产业的升级换代和技术进步，全社会对医疗器械的需求不断扩大，国内医疗器械行业正处于“黄金发展期”。近年来，作为一家专业化高科技医疗设备企业，深圳普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普门科技”）抓住国产医疗器械市场发展机遇，治疗与康复和体外诊断（IVD）两大主营业务取得快速发展。同时，普门科技通过并购完成在光电医美领域的全面布局。

　　

在业绩上，普门科技营收净利逐年增长，2021年分别同比增长40.5%、32.23%。同时，普门科技毛利率稳中有升，扣非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呈上涨态势，收现比保持在100%以上，其盈利能力不断增强。此外，普门科技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逐年上涨，造血能力持续提升；资产负债率低于行业平均水平，偿债风险低。深耕治疗与康复和体外诊断领域十余载，普门科技积累了产品优势、市场营销优势、技术优势等多方面优势。

　　

 

　　

一、医疗器械产业处于黄金发展期，细分行业市场规模稳增

　　

作为一家专业化高科技医疗设备企业，普门科技主要从事医疗器械的研发、制造、营销及服务，专注于治疗与康复设备和体外诊断设备及配套检测试剂的开发及技术创新。

　　

医疗器械产业是与人类生命、健康密切相关的产业，作为医药行业的重要分支，医疗器械是当今世界上发展最快的行业之一。目前，国内医疗器械行业发展面临着良好机遇，仍然处于“黄金发展期”。

　　

从产业政策看，近年来，医疗器械行业政策改革加快步伐，一系列政策鼓励国产医疗器械企业创新发展，深刻影响着行业发展，带动医疗器械产业发展。比如：创新审评审批制度，鼓励国产创新，推动进口替代；耗材两票制，推动行业合规，减少中间环节等。

　　

从市场需求看，随着国内经济的持续发展、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大众健康意识不断提高、社会老龄化趋势的加剧及医疗器械产业的升级换代和技术进步，全社会对健康服务的需求升级，国内医疗器械产业市场的发展前景广阔。

　　

从市场规模看，国内医疗器械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市场规模持续扩大。

　　

2017-2021年，国内医疗器械行业市场规模分别为4,435亿元、5,304亿元、6,285亿元、7,655亿元、9,63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1.39%。

　　

具体到细分领域，近年来，体外诊断、治疗与康复、光电医疗美容行业均快速发展，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发展前景广阔。

　　

在体外诊断行业，受人口结构老龄化、生活品质改善、健康意识提高、医疗品质提升与技术进步等因素影响，近年来国内体外诊断行业呈现出突飞猛进的发展态势，不仅检验的范围日益扩大，所运用的分析技术亦愈见多样化。基因编辑、质谱、移动检测等新技术、新产品不断涌入和更新迭代给体外诊断领域带来更广阔应用前景。

　　

据《中国医疗器械蓝皮书(2021)》统计数据显示，2016-2020年，国内体外诊断市场规模分别为430亿元、510亿元、604亿元、716亿元、89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9.94%。预计到2022年，国内体外诊断市场规模达1,290亿元。

　　

在治疗与康复行业，人口老龄化加剧，带动康复医疗市场需求持续旺盛；医保支付范围扩大，减轻患者负担，推动行业发展。

　　

2016-2020年，国内康复医疗器械市场规模分别为175亿元、220亿元、275亿元、340亿元、380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21.39%。预计到2025年，国内康复医疗器械市场规模达810亿元。

　　

在光电医疗美容行业，伴随着颜值经济的崛起，非手术类轻医美市场表现突出，成为医美市场的新增长点。其中更高效、直接的医美效果使得光电类项目市场热度最高，光电医美设备已成为医美医生的“必备武器”。

　　

2021年，国内光电类医美市场规模303亿元，同比增长58%；预计到2025年国内光电类医美市场规模可达到501.59亿元。医美机构的高速扩张，医美需求的逐步渗透，将带动光电医疗设备扩充、升级需求。

　　

综上，国内医疗器械产业处于“黄金发展期”，其中体外诊断、治疗与康复、光电医疗美容行业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发展前景广阔。

　　

 

　　

二、ROE呈上涨趋势盈利能力增强，资产负债率低于行业均值

　　

观其业绩，近年来普门科技的营收净利润逐年增长，盈利能力保持稳健提升。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2018-2021年，普门科技的营业收入分别为3.23亿元、4.23亿元、5.54亿元、7.78亿元，2019-2021年分别同比增长30.68%、31.04%、40.5%。同期，普门科技的净利润分别为0.81亿元、1.01亿元、1.44亿元、1.9亿元，2019-2021年分别同比增长23.93%、43.15%、32.23%。

　　

从毛利率看，近年来普门科技的毛利率稳中有升。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2019-2021年，普门科技的毛利率分别为60.51%、60.87%、61.6%。

　　

从净资产收益率看，近年来普门科技的扣非后加权平均ROE整体呈上涨态势。

　　

2018-2021年，普门科技的扣非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8.2%、11.67%、11.3%、13.78%。

　　

从收现比看，近年来普门科技的收现比均保持在100%以上。

　　

2018-2021年，普门科技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分别为3.74亿元、4.73亿元、6.09亿元、8.22亿元，与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15.64%、111.85%、109.88%、105.66%。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普门科技的经营活动净现金流呈逐年上涨态势，其造血能力持续增强。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2018-2021年，普门科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分别为0.81亿元、0.92亿元、1.36亿元、1.82亿元。

　　

同时，近年来，普门科技的资产负债率低于行业均值。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2018-2021年各期末，普门科技资产负债率分别为17.68%、10.97%、11.32%、14.68%，其中2021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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